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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二章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2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2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2
三、炀帝之夸大狂4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6
五、贞观之治7
第二十三章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9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9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13
第二十四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14
一、唐代之贡举制15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16
三、唐代之府兵制19
第二十五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21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21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24
第二十六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26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26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29
第二十七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34
一、安史之乱以前34
二、安史之乱以后39
第二十八章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42
一、唐中叶以后之藩镇42
第二十九章大时代之没落（续）52
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52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53
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58
一、流寇与唐室之倾覆58
二、五代十国60
三、契丹之兴起64
四、中原民众之疾苦67
五、中国之南北分裂68
第二十二章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
户
二、四五九、八〇〇（2，459，800）
口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16，163，863）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户
九〇六、八七〇（906，870）
口
四、六八五、五〇一（4，865，501）
齐梁
未祥
陈
户
五〇〇、〇〇〇（500，000）
口
二、〇〇〇、〇〇〇（2，000，000）
魏孝文迁洛
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
尔朱之乱
户
三、三七五、三六八（3，375，368）
小郡户
二〇；口一百而已
北齐
户
三、〇三二、五二八、（3，032，528）
口
二〇、〇〇六、八八〇（20，006，880）
北周
户
三、五九〇、〇〇〇（3，590，000）
口
九、〇〇九、六〇四（9，009，604）
隋大业二年
户
八、九〇七、五三六（8，907，536）
口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46，019，956）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hǎi），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三、炀帝之夸大狂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外慕经术，内好文学，则颇似汉武。】
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吏治、武力绾（wǎn）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则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详，当读隋书各志。】
又按：唐臣多出贵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国唐公李虎孙，周明敬、隋文献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周太祖婿。宰相萧瑀（yǔ）、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cóng）、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五、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yì）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贞观之治，尤为后世所想望。
其一朝贤臣，如王珪（guī）、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魏征、戴胄之类，指不胜屈。
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
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员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极言得失。又命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其详见吴兢著“贞观政要”一书。】
然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大业。
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朔方梁师都部下降。】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谓：“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rěn），流散者得归。
是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史称是年“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恐有过分渲染。】亦见复苏不易。
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
第二十三章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中国经历四百年的长期分裂，而重新有统一政府出现，是为隋、唐。但那时的统一政府，其内容机构又与四百年前不同。
举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顿。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
西汉初年的丞相、御史大夫，渐渐转移而为后汉以降之尚书，事已详前。
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
汉代尚书乃士人，而中书以宦者为之。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为中书，【文帝受禅后。】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尚书疏远。【曹操自以汉相擅政，则魏之祕（mì）书，乃汉廷之陪臣。后遂以中书替尚书，此亦化家为国之一例。】
东晋则侍中始优。
侍中本与中常侍齐体，亦内朝卑职。【魏、晋侍中四人，君出则护驾负玺或骑从，登殿则与散骑常侍对扶。备具顾问，且管门下众事。】东晋以后。皇帝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
下逮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
机要在中书、侍中，尚书执行政务。于是尚书转为外朝，而中书、门下独为天子所私近人。
这是秦、汉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上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转换。君权、相权【即王室与政府。】本为两汉文治政体相辅为治之两面。【其间虽有畸轻畸重，如东汉之事归台阁，而公卿位望，依然为外朝冠冕。君、相对立，大体无变。】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如魏之用中书。】
然君臣猜忌无已，私属所居，驯为要位，【朝臣进一步，则王室退一步。】又不得别用私属以为防。【如东晋之转任侍中。】就其时之王室言，则削去相位，似乎便于专制；就其时之士族言，则各成门第，亦复迹近封建。结果则王室亦仅等一私家，【如是则王室私人，亦只与封建时代家宰、家相一般。】政府解体，君权、相权均不存在。
直要到政治意识再转清明，政府渐上轨道，则君臣相与之意态亦变。【其君不敢以私属待其臣，其臣亦不复以私属自居。君不以防制为事，臣不以篡夺为能。】君、相仍为相辅成治，而非相剋成敌。其时则魏、晋以来的私机关，又一变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领官，完全实替了秦、汉时代的相权，而即以扶翼君权，共同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其内包有王室。】这便是隋、唐统一之复现。
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命令权。】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审驳权。】尚书受而行之；【施行权。】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贞观三年，“太宗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得论议。比来但睹顺从，不闻违异。但行文书，谁不可为！，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事。”盖此制亦始周、隋，非唐代新创也。
三者之中，又以侍中、【门下省长官。】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真宰相。
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得先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之。【此开明代九卿会议之始。惟九卿各有典司，即各有一成之见。如大兵大役，兵部、工部惟求其成，户部则务求其省。中书舍人得其选，则历中外，通众理，彼此不致相妨。】
自高宗晚节以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盛选，诸官莫比。【政事堂有后门通中书舍人院，宰相时得咨访政事自广。代宗时常衮为相，始塞绝之。】
敕旨既下给事中，黄门侍郎复得有所驳正。此开明代抄参封驳之始。
通典：“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则涂窜奏还。此所谓‘涂归，也。”实际给事中即可行使“涂归”之权。如德宗贞元中，给事中袁高不肯草制复召卢杞，封还词头，揭杞罪状。文宗开成初，给事中卢载封还以郭任嘏（gǔ）出任剌史诏书，称为“封驳称职”是也。【其他例不胜举。又按：汉哀帝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此唐之门下封驳，即汉相权之证。】又按：则天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改名。】刘袆（huī）之尝谓：“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刘竟以此赐死。然可见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即以政府节制王室。唐制实渊源于汉代文治政府之意义而演出也。【然中宗仍可以有“斜封墨敕”，可见无“徒法自行”之法。】
因此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两省先议定后奏闻，以免纷争。】
其后政事堂迁至中书省。
高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堂笔，【“执笔”犹今之主席。】遂有此举。【门下给事中所居，不于门下议事而于中书，乃相臣志在自专，先不使给事知之，待取中旨然后封还，其势较难，则塞默者多矣。然此下给事中封驳诏书仍时有其事。】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直到宋代，以为故事。】
宰相分直主政事堂笔。
肃宗时，每一人主十日；德宗时，改每日一人执笔。
尚书仆射【尚书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后称“同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始得出席政事堂，方为真宰相。
自贞观末无不加者，开元以来则罕见。
其余他官参掌者无定员。
玄宗先天以前员颇多，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多则三人。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略如近代之不管部大臣也。】
尚书省有都堂，大厅。以左、右仆射为领袖。下分六部：东为吏、户、礼三部，左丞主之。西为兵、刑、工三部，右丞主之。其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国政务毕萃。
诸司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宰相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
尚书六官，各有所职，倘无折中，则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总摄以宰相。宰相亦虑有未周，见有所偏，【或则专且私。】乃先之以中舍之杂判，庶得尽群谋而伸公论。又继之以给事之驳正，复得塞违而绳愆（qiān）。此等制度，可谓宏大又兼精密。
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
一则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吏、户、礼、兵、刑、工，莫非国家政务要项。】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九卿性质已述说于前。】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
隋文开皇中，明令国子寺不隶太常。此等改变，正可反映时代之进展，以及当时人对政治意识之转变。【至于六部之外仍存九寺，（即九卿遗蜕。）旧名不废，新资日加，职权重叠，自为一弊。】
二则汉初封建、郡县杂行，中央直辖部分有限，后虽逐步统一，而郡国守相之权尚大，千里王畿，仅如一省。隋、唐则九州揽于一握，考课、狱讼、兵财诸端，繁不胜记。总以六卿，分以郎署，中央政府之扩大，为事势演进所逼出。于是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
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挠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如此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机构，正好象征当时大一统政府之盛况。
至于政府无立法机关，则因中国政治，自秦、汉以下，本有一种理性之指导，法度纪纲粗建，无豪强之兼并，无世胄、僧侣之专政；教育、选举、考试与统治权常有密切之联系，不断吸收社会俊秀分子，公开参政，使其新陈代谢，政府与民众，即以此为连锁。旧朝以积久腐败而倾覆，则新朝鼎新，去其泰甚，与民更始。历史常在和平中进展；而民间大动乱则往往只有倒退，别无长成。
从北朝儒学逐步转变，而有唐代政府之规模，此便是中国史在和平中进展一显例。至于隋末群雄扰乱，只加时代以一种不可磨灭之伤痕。
代议制之所起，由于宰辅之权不重，无参署之制，政府负责无人，君主易于为恶。【此其一。中国自明代始无参署。】
税法不夙定，轻徭薄赋不垂为典则，掊克之术易施。【此其二。中国汉、唐税制皆明定颁布，且极轻。】
僧侣不务静修而干政。【此其三。中国惟元代有其病。】
贵族擅权，下情壅隔。【此其四。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
考试权不独立，阘（tà）冗在位，贤俊老死。【此其五。中国自汉以来即力矫其弊。】
无审驳、监察、弹劾之官，则庶政违失而莫纠。【此其六。中国历汉、唐而诸职尽立。】
无拾遗、补阙、记注、经筵之官，则君主失德而莫正。【此其七。中国自唐以下诸职亦渐备。】
文化之传衍浅，则无良法美意足资循式，无嘉言懿行以供考镜。【此其八。中国历史传衍之久，美政善俗、至德要道之阐述，自先秦以来，已具规模。】
中国能造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家，历久而转盛者在此。其遇朝政阙失，在下者以为乃人弊非法弊，故上下之情常通，不致于成敌抗之形。故中国政制无民选代议，不足即据此为中国政制病也。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
隋唐政府与秦汉之不同，其次则在地方政权方面。
两汉地方政权，无异于古诸侯，并不一一辖于中央，因此演成汉末分崩的局面，经历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既不像样，而地方政治则更糟。
（一）军政、民政不分，州、县官皆以武吏军人为之。
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梁、陈太守加督，加都督。魏书甄琛传，琛表：【按：在迁洛后。】“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二）州、县为豪强私利而分割。
北齐天保七年诏：“魏自孝昌之季，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讬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又北史张彝传：“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孝文谓彝曰：‘终当以卿为剌史，酬先世诚效。’”可见当时州、县，俨如古代封建。
（三）州、县无限划分，乃至领户日削，有名无实。
天保七年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周书卢辩传，县令分户七千以上、四千以上、二千以上、五百以上、不满五百五等。因此南北朝设县，皆在千数百以上，较东汉尚过之。
要之魏晋南北朝一时期的地方政治，只在离心势力下演进，逐步变成封建性之分割，而结果则地方政权转而日趋削弱。一到隋唐，转回头来，地方政权正式再统辖于中央，而那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不能像两汉般的比较有其独立性。以隋唐与两汉相较，中央统治地方之权，更密更大，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统一政府，其实际内容，与秦汉又远异。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级为县，全国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此据玄宗天宝初年。】
较西汉略多二百余县，所增不到六分之一。武德初，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二千户以上，下县一千户以上。开元中，改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三千户以上，未满三千户为下县。汉制则以万户以上县为“县令”，万户以下县曰“县长”。
县以上为州或郡。
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犹如后代之巡抚、总督，较之汉代仅属司察之任者权位大异。而隋唐刺史，则犹后代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与太守仅为互名，已无分别。此为隋唐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又唐制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西汉太守一郡户口有多至二百万以上者。西汉一县户口，亦有四、五万以上者。可见汉、唐太守权位之迥乎不侔。
全国州府凡三百五十八。
较西汉增至两倍外，此又唐代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隋郡一百九十，虽视两汉为多，然较南北朝已大减矣。唐则视隋又增。】
上州刺史只从三品，【即第六级官。】中、下州刺史正四品。【即第七级官。】
刺史的地位权任，既远非汉比，又掾（yuàn）吏辟署之权亦削，大部均归中央。
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后周苏绰传：“令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则犹存古意。】隋开皇二年，明令罢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为州、郡佐官。唐虽间有辟署，然仕进之途大抵由科目矣。【沈既济疏：“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佽（cì）传云：“佽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有为观察所置者。然桂管偏区，自与腹地不同也。】
于是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
牛弘问刘炫：“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
这又是隋唐大一统政府与秦汉不同一要点。
第二十四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要把握住盛唐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
一、唐代之贡举制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此沿汉代博士弟子制。】二乡贡，由州、县。【此沿汉代郡国察举孝廉制。】三制举。【此沿汉代贤良方正制，标目求才，由天子亲临试。】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诸种。】贡举每年一次，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举无定期，不常有。学馆往往有名无实，其生徒亦参加贡举。而尤以“进士”科为盛。】
“秀才”须高才博学杰出始可应。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此科遂绝。“明经”只试帖经记诵，士人不贵。
贡士得怀牒自列於州、县。
贡举自北魏已推行，齐、隋选置多由请讬，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吏部。
集试於中央。
初属吏部考功员外郎，后以员外郎望轻，遂移礼部，以侍郎主之。事在开元二十四年。
这一个制度，亦像上举尚书六部制以及州、县划分制度一般，同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变。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竟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
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
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之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於民众。】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於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於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
这一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著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这是中国史意味浓厚处。汉、唐繁盛的花朵，从同一根本上壅培出来。】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的透进了社会的内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势力之复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实为先秦、西汉以来士人地位之继续增强。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贡举制度之产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门第下出头而更展扩。故隋、唐之中央集权，可以谓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进程论，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势力，在浮面则为一波折，在底层则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滚进也。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成唐代之“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亩为永业。【树榆、枣、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当于汉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shī－古代的一种粗绸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此古布帛之征。“调”本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之“赋”。汉有口赋，唐有户调，其实一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之役。】
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此见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的宽大。】若以亩收一石计，【除去永业田不论。】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西晋开国百亩课田六十亩相比，减轻二十余倍。】
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制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的三分之二。【汉尚须为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因行府兵制，农民不须卫戍，比汉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绫、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调法轻于魏、晋。】
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免。
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初不榷监，开元以下始课监；【以左拾遗刘彤表。然天宝、至德间，监每斗尚仅十钱。其后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赋，监利居半。】则唐兴逾百年矣矣。唐初无茶税，建中以下始税茶。唐初无酒禁，广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谓“关呵而不税”，则唐初待工商又甚优。【隋亦所仰惟赋调，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糧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三、唐代之府兵制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第二十五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踰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闢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县李诚莊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莊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莊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第二十六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 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
后汉——7，567员。
晋——6，836员。
宋——6，172员。
齐——2，063员。
后魏——7，764员。
北齐——2，322。
后周——3，989员。
随——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
唐——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一方面又因用人进退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汉有辟除，故选部不劳。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唐承而不革。【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时有之。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如张建封辟许孟容、李徳裕辟郑畋、白敏中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晋辟韩愈是也。有强起隐逸，如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搏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于柏耆、杜慆于辛谠是也。所谓隐逸智略之士，亦多起于白衣。故刘攽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却。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历任者不可辟；对辟者复拘以资格，埘限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傥俊驰之士，少得自远矣。】其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来，秋往而春归。归装未卸，选期又至。是以远者、贫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羣天下之士，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请托纵横。奸伪百出。然唐之考课，尚为后世称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术数。】相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阶，次进禄，下夺禄，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故唐贤每言选举之弊，而于考课无异议。【卢承庆考内外官，一官督运漕，风失米，卢考之曰：“监不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无喜容，亦无媿词。又改注曰，“宠屛不惊，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课中之嘉话也。】
而授官任贤之事，渐变为挨资得官
刘秩云：“古者封建诸侯，自卿以降，各自举任。汉室佐史，皆牧守选辟。近则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此弊贞观时即甚显。【若推溯言之，则远始晋代。晋李重杂奏议（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引）：“秦、汉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及至东京，尚书位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卢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此亦古入‘苟善其事，没世不徙官’之义。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群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今皆数等而后至。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为万治之大弊。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马周上疏：“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张九龄玄宗时疏云：“京辅近处州刺史，犹择人，县令或备员。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处。】但于京官中为闲散者，或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守，以为斥逐。”【武夫流外，积资得官，书为刺史。县令以下固不胜言。】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权更难整顿。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与西汉相比。
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
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táo）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
第二十七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一、安史之乱以前
中国在其统一盛运之下，对外理可有相当之发展。
唐初强敌，厥为北方之突厥。
突厥【即汉之“丁零”，世居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南。】初臣于柔然，【蠕蠕。】后渐强。【击灭柔然。】周、齐争结姻好，倾府库事之。其汗佗钵益骄，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傅奕日曰：“自刘、石至后周，皆北狄种类，相与婚姻。高氏聘蠕蠕女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为后。北齐供突厥岁十万匹，周氏倾国事之，锦衣玉食长安者恒数千人。周、齐使于突厥，遇其丧，剺面如其国臣。”
隋代突厥内侵，【突厥汗沙钵略妻宇文氏女，曰千金公主。】为隋所破。嗣突厥内乱，沙钵略归附。【千金公主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此在平陈前。】
后突厥汗染干【沙钵略之子，據通典则为沙钵略弟处罗侯之子。】来求婚，隋使杀斤金公主而妻以宗室女安义公主。【后拜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又妻以义成公主。】
大抵突厥其势骤盛，而政治组织，不能坚凝，自分东西，时生内乱。而中国已趋统一，突厥遂终于屈服。
突厥政治组织远不逮匈奴。匈奴“单于”一统，突厥则分据一方者皆称“可汗”，其尊卑与“大可汗”不甚殊。杨忠与突厥伐齐还，言于周武帝，曰：“突厥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頡利入寇，唐太宗谓.‘“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甚易。”阵百药云：“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此乃突厥在隋、唐初年所以虽盛而遽摧之故。
炀帝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来朝。帝亲巡云中，幸启民所居。【在今马邑。】启民躬为帝削帐外草。
隋末，中国乱离，中国人多往归突厥，始可汗【启民子。】遂复盛。
史称其“控弦百万，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盖北方几于混一。
唐高袓起太原，请兵于突厥。曰：“若人长安，土地民众归唐，金玉缯帛归突厥。”突厥遣二千骑助师。【时群雄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悉臣尊之。】
唐初，突厥遂屡为边患。
武德七年，突厥又入寇。或劝太祖烧长安避之，以太宗谏而止。九年，突厥十万骑至渭水上，太宗与房玄龄等六骑诣水滨，与其頡利【启民弟。】隔水语，卒盟而归。
然突厥势虽张，其内政未臻凝固。贞观元年，铁勒、薛延陀、回纥诸部皆叛。【薛遣突利讨之，败归，颉利拘之十余日。】颉利又与突利【启民子。】失和。并逢大雪，羊、马皆死。【华人逃北者亦屯聚山险。】二年，突利请入朝。【西汉南匈奴内附，尚在武帝时卫、霍绝漠大胜之后六十余年。此在堂、突厥交兵之前，形势大不同。】三年，命李靖出讨。【时突厥北部诸姓多叛颉利，归薛延陀，唐乘楼拜其酋夷男为真珠可汗。薛延陀既疆、突厥自弱，请和亲，唐因而讨之。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靖骁骑三千，先出马邑以逼之。】四年，进击定襄，【以精骑一万夜袭。】颉利被俘。【先后仅半年。】
男女来降者十万口。其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突厥既破，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四夷君长，遂诣阙请帝为“天可汗”。【唐至此即威震塞外。】贞观十五年，李绩【以精兵三千。】讨破薛延陀。二十年，灭之。【薛延陀之盛，始贞观二年，立国既促，灭之自易。】薛延陀既灭，回纥徙居突厥故地而未强，时中国得暂安。
十四年，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破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唐之声威，达于葱岭。
高宗时灭西突厥，唐之威力遂踰葱岭，西及波斯。【高丽亦于高宗时内服。】
时蛮夷多内属，即其部落为羁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六。又于沿边设六都护分统之。
唐对外极盛世代之六都护府：
安北都护府
属关内道
治金山，【阿尔泰山境，开元二年移治中受降城。】领碛北诸州府。【龙朔中，分燕然都护府之碛北，领回纥者更号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更名。】
单于都护府
属关内道
治云中。【今绥远归绥县城南。】领碛南诸府州。【阴山之阳，黄河之北。贞观二十一年设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名云中都护府，麟德初改。】
安西都护府
属陇右道
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先治西州，今吐鲁番。】领西域诸州。【自天山南路至波斯以东。设于贞观中，为最先。】
北庭都护府
属陇右道
治庭州，【今新疆孚远县北。】领天山以北诸府州。【金山以西。长安二年设。】
安东都护府
属河北道
治平壤，【朝鲜境。开元二年徙平洲，天宝二年又移于辽西故郡城。】领高丽诸州府。【设于总章初。】
安南都护府
属岭南道
治交州，【安南境。】领交趾府州及海南诸国。【设于调露初。】
其余则统于营州、【契丹、奚、室韦、靺鞨部落隶属之。】松洲、【西羌别种党项等隶之。】戎州、【南中诸蛮。】等都督府。
唐地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9511）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16918）里为极盛。南、北皆如前汉盛时，东不及而西过之。
唐代武功之盛，其关于国内政治之修明，民力之富厚，已详前述。别有一事当附论者，则为当时马匹之繁殖。马盛无如后魏。太武太延二年，于云中置野马苑。平朔方、陇右，以河西水草善，以为牧地。马三百余万匹，橐驼半之。
孝文迁洛，宇文福为都牧给事，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据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岁自河西徙牧渐南，欲其习水土。【高欢说尔朱荣，谓：“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时江、淮有马不过数十万，强弱之形即此而见。【宋周朗上书谠言，谓：“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易。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
唐马政殆承北朝遗风，故亦称盛。唐初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羣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此據张说群牧颂。旧唐书卷一四一云：“四十万匹在河、陇间。】置八使，设四十八监，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玄宗开元初，惟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东封，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一队，相间如锦彇。】
魏元忠云：“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时即“步军皆有私马”。【旧唐书高仙芝传。】杜牧谓：“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罪言。】郭子仪谓：“吐蕃之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
唐自失河陇，失冀北，而惟恃岁市回鹘之羸马，则国力亦遂不竞。盐铁论：“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宋代产马地皆归随、厦，中原畜马费不赀，而气不高肃，地不宽旷，水草不丰，马不肥健。唐、宋国力进退，此亦一因。
然国运展扩，亦有其相当的限度。中国以农立国，地兼寒、温、热三带，国内贸易足可自给，国外通商非必需。往往以我日用品易彼奇珍异玩，徒足引起国内之贫富不均，以及风俗之奢华。而于整个国民生计，无大补益。故对外战争，除防止侵略外，常无所利。【殖民、通商皆非当时所急需。】时惟因国力丰盈，往往易于激起君主之好大喜功，而流于穷兵黩武。【炀帝即因此失败。太宗之伐高丽，亦因超过国防战争之外，魏征、李大亮等均有谏诤。】弊中国以事四夷，已为高宗、武后以来一辈人所不满。【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请捐疏勒等四镇以肥中国，又请罢安东以实辽西；停江南之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事并不行。】
至玄宗时，国内益臻安富，而朝廷之对外经营，亦益趋积极，于四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
1
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
抚宁西域，统制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兵二万四千人。
2
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孚远。】
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西突厥别部。】坚昆、默啜。兵二万人。
3
河西节度使【今甘肃武威。】
隔断羌、胡之交通。兵七万三千。
4
朔方节度使【今宁夏灵武。】
捍御北狄。兵六万四千七百。
5
河东节度使【今山西太原。】
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北狄。兵五万五千。
6
范阳节度使【今北平。】
临制奚、契丹。兵九万一千四百。
7
平卢节度使【今热河朝阳。】
镇抚室韦、靺鞨。兵三万七千五百。
8
陇右节度使【今青海乐都。】
备御吐蕃。兵七万五千。
9
剑南节度使【今四川成都。】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兵三万九百。
10
岭南节度使【今广东广州。】
绥靖夷獠，以镇南海诸国。兵万五千四百。
上列十节度经略使，共兵额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
开边太广，则边兵不得不增。而府兵制既坏，此等边兵多出招募。一面形成外强中弱之势、一面又因坐养巨额军队，而影响及于全国之经济。
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及末年，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时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栗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至天宝末无不罄。
唐制，州、【郡。】县以上有十道按察使，【本为都督，以权重改。】督察地方行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名目；此皆理民事。至边疆，有事出征，则有大总管；无事镇守，则布大都督，主兵事。【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皆有使。总之者曰“道”，有大将一人，即大都督。】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犹全权印信。】谓“节度使”。【时犹未以名官。及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官名。】然亦止统兵，不侵及民事。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唐初如李靖、李绩、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以来如薛汭、郭右振、张嘉贞、王晙（jùn）、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
开元以来，边将久任，十余年不易。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兼统此数州，而州刺史尽属之。故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此为地方政制上一大变化。
又玄宗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乃请专用蕃将，于是诸道节度多用胡人，【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其所带镇兵，间亦杂有大量之胡卒。其先本用兵防胡，其后乃变为豢胡为兵，全失本意。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信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袓母宇文氐，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诤论。【如太宗子承乾行径可证。即唐初女祸频仍，如武、韦、太平公主等，亦北朝家庭女权伸张之遗风。】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太宗贞观十八年，突厥俟利苾（bì）可汗来降，有众十万，自请处胜、夏之间，太宗许之，曰：“夷狄亦人耳，与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则可使如一家。”唐室之夷、夏一视，自始既然。】
即據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據丁文江中国系列人物之地理分布统计，前汉外族比数为·九六，后汉·二一，唐三·九，北宋·六一，南宋〇，明·九七。】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旧唐书七十二李守素传。柳冲论人物，亦分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部。】崔慎猷【宣、懿时。】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指白敏中，毕诚。】又唐初已多用蕃将，【见陔余业考。】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建成募幽州突厥兵三百，纳宫中。贞观百骑亦为蕃口，见旧书王毛仲传，开元八年敕：“于两京及诸州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男，不须限以蕃、汉】唐人既不严种姓之防，又不能注意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养诸胡为爪牙，欲藉以为噬搏之用，【唐武宗尚命李德裕为异域归忠传。】则宜酿成此旷古未有之大祸矣。
安禄山本营州杂胡，而玄宗授以大权。
开元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兼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范阳节度使，九年赐封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始此。】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年兼河东节度使，几乎今辽宁、热河、河北、山西诸省尽入其掌握。
拥兵至十八万。【内杂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禄山养诸族“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其军号“父子军”。】又以蕃将三十二人尽代去其部下之汉将。【禄山事迹，“禄山专制河朔，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权，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所谓安、史之乱，终于天宝十四年的十一月爆发。
安、史之乱，蔓延大河南北，破两京，延及九年。讨平安、史乱的诸将，亦几乎尽是胡人。
惟郭子仪乃汉人。其它如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之仆骨族。浑释之，浑族。王思礼，高丽族。贺兰进明，鲜卑人，荔非元礼，羌人。安抱玉，安息人。白孝德，龟兹人。
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有功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造成此后藩镇之祸。而藩镇的籍贯，亦几乎大部分是胡人。【详下章。】
唐代的中叶，一面好大喜功，无限止的开边；一面又宽大为怀，全泯种姓之防，宜乎食此恶果。
二、安史之乱以后
唐人以过分的开边，激起内乱。及中国内部发生动摇以后，而其对外情势，遂突然大变。最为中国患者为回纥。
回纥其先本匈奴，元魏时号高车，或曰敕勒，居薛延陀北。突厥亡，惟回纥与薜延陀最强。及攻残薛延陀，并有其地。遂南踰贺兰山境。
安禄山反，肃宗乞兵于回纥，东京惨遭焚掠。
唐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等条约，唐高祖入长安，借突厥兵，已先有之。】大军入西凉，叶护【回纥太子。】欲如约。广平王俶【肃宗长子，时为天溪兵马元帅，后改名豫，即位为代宗。】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愿至东京如约。”后入东京，回纥遂纵兵大掠。【广平王欲止，耆老以缯锦万匹赂之，始止。】
自此唐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宝应元年，【肃宗死，代宗立。】又征回纥兵讨史朝义，太子见辱。
雍王适，【代宗太子，即位为德宗，时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于河北，可汗责王不拜舞。【藥（yuè姓）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鞭其从臣至死。【藥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均一夕而卒。】
回纥再入东京，又肆行杀掠。
士女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塔避之，回纥烧塔，伤死者万计，火焰累旬不止。时中国军亦因回纥为暴而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更虐于回纥。
自此回纥至横于长安，唐不能禁。
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货产，开第舍，市肆善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
广德元年，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舻寺，门司不敢遏。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人寇，郭子仪说回纥共攻吐蕃。是岁，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大历七年正月，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攻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代宗遣中使谕之，乃止。七月，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去，弗敢争。
每岁和市，无异于行赂。
自乾元以来，回纥岁求和市，一马易四十缣，马动至数万匹，皆驽瘠无用。唐不能尽市，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寺。大历八年，代宗命尽市之。七月，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八月，复遣使者以马万匹来，有司请只市千匹，郭子仪以为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终于十一月命市六千匹。
直到德宗时，回纥始稍衰。
回纥本来风俗朴厚，及得唐赂，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
然而唐代还是不得不与回纥和亲。
李泌请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凡十五余对，德宗始允。【不忘宝应之耻，然知耻无勇，亦徒然也。】以咸安公主妻其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回纥上书，“昔为兄弟，今婿乃半子，愿为唐捍西戎。”【吐蕃。】
至文宗开成后，回纥内乱，遂不振。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回纥以外，尚有吐蕃。
吐蕃，今西藏地。贞观时，其君弃宗弄赞英略有大志，太宗妻以文成公主。时唐破吐谷浑、高昌，徙安西都护于龟兹，【初治西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高宗显庆三年，徙置龟兹。】统于阗、焉耆、疏勒，号“安西四缜”。
高宗时吐蕃连西突厥余众，逼安西都护府，天山南路尽没。
玄宗时，收黄河积石，置神策军于临洮西，置浇河郡于积石西，置宛秀军实河曲地，置朔方、陇右、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御吐蕃。极轮台、伊吾，所在屯田积粟，【军城戍逻，万里相望。】中国无斥候警，几四十年。【是时中国盛强，自长安安远门（西面北来之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安禄山反，潼关失守。尽征河、陇、朔方镇兵入国靖难，【谓之行营。】行边州无备，吐蕃乘间侵蹙。数年之后，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尽为蕃戎之地，湮没者数十州。
自此屡为边寇。
肃宗时岁入寇。
代宗康德元年，陇右地尽亡。又进围泾州，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陕。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留京师十五日，大掠乃去。【长安中肃然一空。】
是年，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之入寇。
唐以藩镇未靖，乃与吐蕃和，盟于清水。【甘肃。】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今甘肃平凉县西百里。】陇州右极清水，【甘肃清水县西。】凤州西尽同谷，【甘肃成县。】剑南尽西山，【蜀西之山。】大度水。【四川西部，上流即四川大、小金川，下流于乐山（即嘉定）入江。】然其后仍数寇，泾、陇、邠、宁，民物荡然。
武宗后，吐蕃始衰。
宣宗时，始复秦陇、河湟之地。然自此唐亦垂亡。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大要在西北，而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诸族，其势亦渐盛。惟因藩镇擅地，务自安，障戍斥候甚谨，不生事于边，【俾可专力内向。】力故诸族亦鲜入寇。然休养生息，日以繁滋。
尤著者为渤海，本粟末靺鞨，宝应元年诏为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其国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
唐以后中国的外患，遂自西北渐渐转移到东北来。
就文物气象而言，西北已耗竭不振，而东北精华未泄，元气犹存。此因西北经吐蕃长期蹂躏，兵燹之余，自不如东北之完固。而此后所谓东北之外患，其内里乃无不挟有中国社象自身力量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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